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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藏羌彝文化走廊”上迁徙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和接纳问题

2008年5·12汶川地震1周年之际,“第二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论坛”于2009年6月1日至3日在中国成都举行。31个国家的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代表和副代表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和中国的专家学者对地震遇难者表示深切缅怀的同时以“灾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题,就国际社会如何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以应对自然灾害进行了深入探讨,达成了如下共识(即《成都共识》):

    “自然灾害在给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的同时,对灾区的文化生态、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了巨大破坏。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和活态基因,也是确定文化特性、激发人类创造力的重要因素,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因此,灾区重建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是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建立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由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重视其社会影响。

    为了使遇难者得到安息,为了在废墟上建立起一个多姿多彩的新世界,尽管目前面临着全球经济危机,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采取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增强应对能力和经验交流,为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性做出贡献。本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精神,保护文化遗产,守护人类精神家园,既是我们的共识,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5·12汶川地震后,我国政府立即展开灾害调查工作,并根据具体受灾情况迅速制定了一系列灾后重建措施。其中,四川省文化厅编制了《四川省地震灾后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与恢复重建规划纲要》、《四川省地震灾后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与恢复重建专项资金规划》及《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纲要》,文化部根据四川省制定的一系列措施,抢救性地将“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纳入了《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里,因此,灾区的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进入各级保护名录,得到各级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扶持。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族群文化生命的符号;它的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已经得到公认和重视,在世界范围内达成共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生命记忆,是人类创造力的精神源泉,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展现,是人类永恒的精神家园。而由多民族丰富多彩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的国家必定有其形式多样的非遗保护方式来维系、连接和发展各民族的精神智慧,以此不断延续和弘扬那些滋养民族灵魂的文化奇迹。

四川省艺术研究院、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联合举办的“藏羌彝文化走廊非遗保护研讨会” 于2016年10月在羌族最集中的茂县召开。来自省内“藏羌彝文化走廊”上的非遗保护机构相关人员、四川省非遗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从事非遗研究的相关人员共聚一堂,探讨关于藏羌彝非遗相关话题、遇到的有关棘手问题、亟待解决的相关困难等,并积极寻找解决的办法。

其中一个重要话题——“藏羌彝文化走廊”上因“5·12”大地震后于2009年5月8日从汶川县龙溪乡的两个村整体搬迁至成都邛崃市南宝乡直台村、木梯村(特别保留原有村名)的658名羌族群体的非遗项目和传承人资格认定问题被羌族参会代表客观、真实提出,引起文化主管部门相关领导、非遗专家学者和在场所有从事“藏羌彝文化走廊”非遗保护的工作人员的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对此展开了特别激烈而有成效的讨论。

当羌族代表陈学龙就整体搬迁情况对大家做详细介绍,表达心酸的同时也有欣慰——因为政府对这一批羌族人的生存问题是尽了力的、关心体贴是落到实处了的、接纳地邛崃政府也是体贴入微的,搬迁已7年有余,而搬迁后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归属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倍感困惑时,专家们纷纷支招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四川大学李祥林教授首先传递了一个好消息,汶川县保留了已迁居南宝乡的知名羌族“释比”杨贵生的“羌年”县级传承人资格,但只是暂时的过渡办法,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和后续传承保护,只有当地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充分意识到这次搬迁后对这一群体精神文化保护的民族团结重要性,即对相关非遗项目和传承人的文化异地接纳或重新认定才能让这一因生存现状的改变而被迫背井离乡搬迁群体的民族根脉得到有效的延续和保护,不能顾此失彼;四川师范大学程峰教授认为,羌族是被汉化最明显的民族,如果到了汉族居住区还会更甚,我们应该不忘初衷、明确保护的目的和意义,让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同时,切实保留各民族的特征,而这就是一次尊重民族习俗和传统的大好契机;四川大学锦城学院毛建华教授介绍了在成都市今年9月开展的市级非遗项目评审工作中,成都已毫不犹豫将刚刚划入大成都的简阳非遗项目纳入成都市范畴进行非遗项目评定的例子,认为应该将搬迁至邛崃南宝乡羌族人的非遗项目和传承人通过现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对原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原认定项目和传承人进行同等级别的资格认定,以此办法解决多年存在的两不管问题;西南民族大学杨正文教授就第一批国家级名录中云南省保山市申报的“苗族服饰”为例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虽然贵州是苗族的最大聚居地,而云南境内的苗族服饰申报并没有受地域的影响,反而最大地域和最多数量的贵州和湖南也只能在公布第二批国家级名录时扩展进了第一批中公布的名录里;西南民族大学刘志荣教授认为,“5·12”特大地震后,文化部迅速会同四川省和陕西省展开对羌族文化的抢救性保护,于当年10月正式设立“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对与羌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语言、服饰、饮食、村落布局、民居建筑、风俗习惯、礼仪节庆、民间艺术、手工技艺等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使当地羌族非遗项目得到有效保护,那么成都市完全可以将这一自2009年搬迁至邛崃南宝乡繁衍生息的羌族群体聚居地作为特定地区特殊理由积极申请进入“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成都市也由此拥有一块名正言顺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牌子和荣誉,填补其空白……

国家级非遗保护专家田青教授曾经是一位保守型的非遗保护学者,对保护非遗的本真性有着全面而独到的见解,并充当着我国非遗保护的马前卒角色,为捍卫非遗的传统本色冲锋陷阵……但是,随着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和扩展,保护方式也在不断地探索和丰富中,适合各类别不同项目的保护方式也在逐步完善。而田青教授也在逐渐修正自己的一些观点。

巧合的是当年10月26日(“藏羌彝研讨会”前一天)在南京举行的以“文化遗产保护和创新”为主题的首届文化传承和创新国际论坛上,田青教授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头衔出席论坛并作了主旨演讲。他以贵州省黔西南州为例介绍了非遗在脱贫中可以发挥的作用,具体为:在解决贵州黔西南州贫困问题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随搬迁群众下山,“搬出文化”,进入社区,进入新生活,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意义深远。

田青教授在当年的8月和9月两赴黔西南,第一次是调研黔西南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第二次就是为易地扶贫搬迁与民族民间文化发展融合式推进把脉施计,这些信号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田青教授对黔西南州提出的搬出渴望、搬出文化、搬出产业、搬出倍增、搬出尊严、搬出动力、搬出秩序,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生活好”的方法、路径和目标给予了肯定并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扶贫相结合,大有可为。进入新生活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意义深远,但必须注意: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他们的精神家园,易地搬迁不能割裂他们与历史、与传统、与本民族悠久文化的联系,而应该努力帮助他们在异地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他们感情的寄托和亲情的纽带,也是他们心中最珍贵的记忆,尽量做到在搬迁中不破坏原有社区的基本社会结构,尽量保证他们原有的血缘和亲属关系在新社区里还有紧密的联系,不仅有助于减弱他们对新生活环境的陌生感,更有助于他们“在新环境里重振旧手艺”;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手工技艺”,不但是他们世代传承的“旧手艺”,而且可以在传承的基础上、在不改变文化基因的情况下求得新发展、大发展。与其让搬迁的年轻人去学习电焊、理发、开车,不如让他们组织起来,把竹编、草编、石艺、木艺、民族饮食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带出来,面对大市场,成规模地开发文化创意产品让搬迁之后的老百姓过上一种延续着历史与传统、记得住乡愁、看得见希望、握得住幸福的现代生活。

……

非遗保护为人民,非遗脱贫大有可为。

巧合二:当年10月29日(“藏羌彝研讨会”后一天)“传统工艺青年人才论坛”在苏州开幕。文化部副部长项兆伦出席并作了题为《正确认识非遗,是正确有效地保护、传承和发展非遗的前提》的发言。他指出,要准确理解《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客观认识我国非遗保护传承的实际状况。非遗是世代相传、并在适应周围环境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不断得到再创造的文化遗产,具有为相关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在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等非遗形成、保持的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不断提升非遗的当代实践水平,对于保护并增强非遗的生命力,维护并丰富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至关重要。

他指出,非遗的持有者是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各级代表性传承人是广大传承人和实践者群体的代表。大部分非遗项目是群体成员共享的遗产,主要通过集体传承和持续性再创造得以存续和发展。保持和扩大传承人群,是非遗在传承中延续历史文脉、永葆民族特性,并在当代生活中愈加枝繁叶茂的基础。

他强调,持有非遗的社区、群体或个人,既是传承者,也是实践者,更是创造者,他们是保护、传承和发展非遗最为重要的力量。这些社区、群体和个人在行使保护、传承和发展权利的过程中,应当享有获得收益的权利,创造性表达的权利,以及学习和受教育、受培训的权利。尊重传承人群的主体地位和权利,是非遗工作的重要原则。

《非遗法》第26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集中、特色鲜明、形式和内涵保持完整的特定区域,当地文化主管部门可以制定专项保护规划,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确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应当尊重当地居民的意愿,并保护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避免遭受破坏。

    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地村镇或者街区空间规划的,应当由当地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据相关法规制定专项保护规划。”

藏羌彝研讨会的与会专家们认为:搬迁的群体没有因为地域的改变而放弃守望自己民族的文化基因,这种因地质灾害产生的特定历史事件不能因为地域问题而推诿、回避,不能忽略、歧视他们的精神支柱。由此,非遗七大特性中的“地域性”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羌民族从大西北迁徙一路大战至四川和陕西后,改游牧生活方式为定居生活方式的现象,而地域的改变必然导致生活方式的改变,但羌人没有丢失自己特有的民族属性,反而在吸纳中不断强大;那么因2008年特大地震而迫不得已迁徙的羌人也并没有因此丢失自己特有的属性,如通过搜集、整理、分类建档,开辟民俗博物馆对实物进行展示羌人的所有民俗和文化,举办各种培训和演出,反而让羌人更具民族文化自觉,所以,地域性问题也要根据实际特殊情况而言。遗憾的是用迁居到南宝乡羌人的话“等待中的守望是艰辛和煎熬的……” 

人的智慧无穷无尽,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初生、不断赋予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到我们现在能感知的形态是一直随着人文历史、地理变化、岁月更新等在不断变化和发展,而保护方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今社会的飞速发展无法给非遗保护确定固化的模式,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1条已经明确了是“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个目的,而回望我国十几年前提出的非遗保护工作目标“通过全社会的努力,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使我国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并得以传承和发扬。”所以,非遗保护必然要随时代的变迁、特定历史事件和特大地理变化形成的问题去寻找合情、合理、合法的有效途径,切实可行保护非遗。

过分强调地域性不适应处理特殊情况,无法让党和政府倡导的脱贫致富政策的落实,更无法解决保护过程中出现的不可抗拒的因地质灾害无法安身立命的生存需求和文脉延续。

迁徙民族的非遗认定和接纳问题就这么客观、现实地摆在我们从事非遗保护工作者的面前,我们的非遗保护如果真正内化于心了,还愁不能外化于行吗?

 

 

                 四川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杨莉

                                                                2017.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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